title: 当拆分不再是默认答案：2026，平台反垄断的胜负手从公司结构搬到了默认项
date: 2026-10-01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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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前后，科技圈谈反垄断，句子末尾几乎总会落到同一个动词：拆。拆搜索和广告，拆应用商店和操作系统，拆电商平台和自营。这个动词好写、好传、也容易被写成道德剧——大公司太大，所以应当被切开。

2026 年回头看，真正落地的动作大多不是切开公司，而是改默认项、改接口、改计费方式。欧盟《数字市场法》（DMA）从 2024 年 3 月起对首批“守门人”施加实质义务，浏览器和搜索的选择屏、应用商店的替代分发、消息互通，比任何一次“强制分拆”听证会都更早出现在用户手机上。美国这边，2024 年 8 月联邦法官认定 Google 在通用搜索和文字广告上维持垄断、违反《谢尔曼法》第 2 条；司法部随后提出的救济方案，重点是有限期、带隐私约束的数据与索引共享，而不是立刻把公司锯成两半。Amazon 与 FTC 的垄断案庭审日程被排到 2027 年，中间还夹着广告拍卖、Prime 订阅等另案。诉讼还在走，产品界面已经先被改了。

这不是反垄断失败了。这是胜负手换了位置。

拆公司解决的是所有权，用户感受到的是默认项

把一家公司拆成两家，股权结构变了，用户第二天打开手机，默认搜索、默认浏览器、默认支付、默认云盘，往往还是原来那一套。分销渠道、预装协议、账号体系和数据飞轮不会因为董事会多了一张组织架构图就自动断开。

监管者后来才把这句话写进规则里：竞争发生在用户做选择的那一秒，不发生在并购律师改帽徽的那一年。DMA 选择屏之所以被反复争论，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它直接打断“出厂即绑定”。Android 一侧，符合条件的欧洲经济区 Pixel 用户在 2024 年 3 月初通过系统更新看到浏览器和搜索选择屏——这是产品变更，不是判决书附录。美国搜索案里，DOJ 想要的也不是一张新的公司名片，而是让合格竞争者在有限时间内拿到索引、用户与广告数据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套上隐私护栏。FTC 在 2025 年 5 月递交的法庭之友意见，关心的正是这套护栏能不能执行，而不是拆分口号够不够响。

所有权问题没有消失。只是它不再是唯一杠杆，甚至常常不是最快的杠杆。

三种杠杆，速度完全不同

把 2024 到 2026 的平台监管摊开，大致是三层，不要混成一件事。

第一层是行为救济。 改默认、开接口、限制自我优待、要求数据可携带或有条件共享。见效快，也最好被产品团队“合规式消化”：选择屏做出来了，但排序、文案、跳过路径仍把流量送回原处；接口开放了，调用配额和错误码把对手卡在演示阶段。这一层的胜负不在立法文本，在审计能不能看穿界面。

第二层是结构救济。 剥离某条业务线、禁止某类捆绑、限制某类并购。慢，而且上诉周期以年计。它对“平台同时当裁判和运动员”的结构性冲突更彻底，但在判决生效前，市场已经又换了一轮默认习惯。Google 搜索案走到救济辩论，Amazon 垄断案庭审还在改期，说明结构救济的日历和产品发布的日历根本不在一个时区。

第三层是计费与信息救济。 广告拍卖怎么出价、订阅怎么取消、最低价是不是被悄悄抬高。2025 年 Amazon 就 Prime 订阅的“易订难退”与 FTC 达成 25 亿美元和解，FTC 称这是其规则类案件里最大的民事处罚之一；公司否认不当行为。2026 年 8 月，FTC 又联手多州起诉 Amazon，指控其在广告拍卖里瞒着广告主抬价。这类案子看起来像消费者保护，实际在改平台最赚钱的那层计费逻辑。平台可以接受一个选择屏，很难接受计费黑箱被打开。

三层里，评论界最爱谈第二层，监管机构最近两年真正打到肉的，是第一层和第三层。

反方不是没有道理

说“拆分已经过时”会说得太满。几个反方值得认真听。

行为救济容易被空转。 选择屏如果一年只弹一次、文案把竞品写成“高级选项”、互操作接口没有服务等级，那它就是合规剧场。欧洲已经有人批评 DMA 落地后，守门人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出现戏剧性搬家。这批评成立的部分是：界面改了，习惯不一定改。它不成立的部分是：因此就该回到“只有拆分才算真 antitrust”。空转说明要加审计和罚则，不说明唯一替代方案是锯开公司。

数据共享本身有隐私代价。 让搜索垄断者把索引和用户数据交给竞争者，听起来像促进竞争，做起来像把一份敏感资产复制到更多手里。FTC 支持 DOJ 方案时强调的技术委员会、独立评估、与既有隐私令一致的管控，不是装饰。没有这些，救济会从反垄断滑成一次大规模数据扩散。

拆分对某些捆绑仍然是对的工具。 如果同一家公司既制定市场规则、又在该市场自营，行为承诺（“我们不会自我优待”）的监督成本极高。广告拍卖案、平台自有品牌、应用商店抽成，都有这个结构。问题不是拆分道德上更高尚，而是它贵、慢、容易被上诉拖死。把它留到行为救济明显失效之后，比把它当成开场白更划算。

地缘也在改写动机。 欧美同时对同一批公司动手时，拆分会被讲成产业政策，而不只是竞争政策。公司方会说：你们要的不是竞争，是把领先者削到和别人一样慢。这个指责不能自动成立，但监管者若只拿“太大”当论据、拿不出用户伤害和进入壁垒，就正中这个反击。

平台的应对已经产品化

值得注意的不是公关稿，是组织方式。

大平台把反垄断从法务部的危机项目，收成了发布清单上的区域开关。欧洲一个包，其他市场另一个包；选择屏、侧载、默认搜索、消息互通，按司法辖区编译进版本。这有两个后果。

一是合规变成可配置功能，而不再是“我们改了商业模式”。功能可以开，也可以在监管注意力转移后调暗。二是全球产品开始分裂。开发者要同时维护“DMA 版分发路径”和“默认版分发路径”，小团队的成本比守门人更高。互操作若只在欧洲生效，它改善的是欧洲用户的选择集，不一定改善全球开发者的谈判地位。

广告侧的应对更隐蔽。拍卖机制、相关性加权、最低出价，外部广告主本来就看不全。2026 年那起 FTC 起诉若站得住，说明计费层比选择屏更难靠截图监督；若站不住，也说明“平台解释权”仍然是最厚的护城河。两种结局都值得跟踪，但不宜提前写成定论。

判断

2026 年的平台反垄断，主战场已经从“这家公司该不该存在成两家”挪到“用户打开设备的第一秒，以及平台扣下的每一分钱，是否还能被第三方检验”。

拆分没有退场，它变成了后备工具：当默认项改了、接口开了、计费仍不透明，结构救济才有理由从听证会走到执行令。在此之前，把拆分当成唯一认真的答案，是用最慢的杠杆去打最快变化的市场。

反过来，把选择屏当成胜利，同样轻浮。界面上多一个选项，只证明监管够到了分发；够不够到习惯、够不够到利润、够不够到审计，要看接下来两年的罚单和份额，而不是看发布会。

一句话：平台战争的下一阶段，不拼谁被拆开，拼谁的默认项和计费表还能被外人看懂。